红色电影革命叙事的三种类型

所谓革命叙事，就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革命事件与英雄人物，表现传统核心价值观，达到革命精神传承的目的。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史诗风格的革命叙事电影。这类电影以宏大叙事的手段，展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场景，表现重大的革命事件，塑造英雄群像，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二是传奇类的革命叙事电影。这类电影追求故事的新奇与曲折性，把革命故事与革命人物置于一个跌宕起伏的框架之中。它们从古代传奇类小说中寻找灵感，吸取营养，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革命传奇故事。三是成长类的革命叙事电影。这类电影展示的画卷是英雄人物的成长史，表现部分人物的牺牲与革命的挫折，烘托革命的曲折与敌人的残暴，英雄人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斗争中不断地成长、走向胜利或者拥有灿烂的前景。

江西是有着革命传统的省份，江西电影把表现革命的事件与人物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利用革命叙事的方式，再现江西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讴歌了敢于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红色电影叙事中有代表性，本文把江西电影作为例子来诠释红色电影革命叙事的类型。

一、史诗风格的革命叙事

史诗原本是文学体裁的范畴，是记录一个民族久远的传说或英雄的不朽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后来“史诗的概念由文学体裁向审美范畴转化。史诗的种种特性转化成史诗性，迁移到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叙事艺术中，并经历了古典史诗、资产阶级史诗到现代史诗的演化，成为一种重要的审美范畴、风格和评价标准”。[1]

一般说来，史诗风格的电影具有民族性、整体性与英雄性。民族性指它讲述的是民族国家的大事，关乎大多数人的命运； 整体性指的是勾勒出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是片段式或个人化的叙述。按黑格尔的看法，整体性包括人物形象的整体性与社会状况的整体性，“史诗的整一性就要靠两方面：一方面所叙述的具体动作本身应该是圆满自足的，另一方面动作进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广阔世界也要充分表现出来，从而使我们认识到。这两方面也要融贯一致，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一体”[2]；英雄性是史诗电影最为重要的特质，英雄人物身上人性光辉上升为英雄性的高度，他们性格果敢，有勇有谋，敢于牺牲，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与震撼。

用史诗电影的特质来审视出品于1980年的电影《南昌起义》，我们会发现它完美地体现了史诗电影叙事的风格。南昌起义是国家民族的大事件，为了全景式多角度地呈现历史，编创者用“真实性”来呈现史诗性，做到了“真实”，就还原了史诗。

对于《南昌起义》的拍摄，导演汤晓丹做了深入的思考。他把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贯穿于拍摄的始终。他在《导演创作谈》中说：“在镜头运用、人物刻画、造型设计、摄影机运动等各方面都必须忠实围绕事件过程中人物的思想脉络, 自然地、 运动地、生活地逐渐深化, 尽量避免‘人为的’ ‘布置的’ ‘表演的’痕迹; 努力探求艺术上精心雕琢与处理上朴实无华的紧密结合。”[3]

在强烈的历史自觉与艺术真实的追求之下，《南昌起义》的编创者们精益求精，注意还原细节，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总美工师提出全部拍摄实景，在历史发生的真实场景去还原历史，这种对革命圣地的虔诚之心让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取景地尽可能地做到与史实相吻合。有些场景因为历史的变迁已荡然无存，但摄像师们总能找到最相似的地方，如片子中武昌的贺龙师部就是在江西星子县找到的。

为了追求真实，摄影师还在技术上做了恰到好处的处理。因为表现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革命家，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怎么让观众接受，他们不但要形似，还要神似，这是摄像师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从角度、布光、曝光等技术方面着手，做到角度精准合适、布光恰到好处、曝光不足和曝光过度的办法，能突出人物，这样观众看到的革命家们就庄重有分量。他们充分运用了“摇镜头”的办法，让演员自如地表演，不人为地限制演员表演的空间，不干扰演员的发挥。演员得到了充分表演的自由度，自然逼真，镜头语言灵活亲切。

影片短镜头与长镜头的选用根据表现的需要而较多地采用短镜头，因为南昌起义中人物众多，画面繁复，短镜头有利于表现节奏多变的人物与事件。长镜头在影片的运用也恰如其分，如贺龙在前委驻地，深沉激情地倾诉他铁了心地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的那个镜头，是全片835个镜头中的一个，其长度却占了114尺之多。长镜头与短镜头的有机结合，既保证了叙事的连续性，又做到了人物感情表达的充分性。

文章来源：《中华传奇》 网址: http://www.zhcqzz.cn/qikandaodu/2020/1224/8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