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奇作品金钱观探析

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诉求

因城市手工业的扩大和城市商业的发展为市民阶层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明初期移民屯田，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等政策为明中叶以后的经济恢复、手工业发展、商业的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迅速的拓展提供了前提，于是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在明后期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

明时知识分子再也不用像元时在勾栏瓦院中苦度春秋，以城市市井生活为题材到了明中叶也少有作家涉足，沈璟注意到了此类题材，除了创作上的开拓精神外，沈璟辞官后所生活的吴江松陵镇这样的客观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吴江地区首先距离当时全国最为繁盛的城市——苏州城接近，商品经济活跃带来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得沈璟能够去观察和了解市井生活，当时现状也就如实的在沈璟的创作中显现出来：《合衫记》讲述的就是一个开“解典铺”的商人张义一家的悲欢离合；《义侠记》的第十二出中，王婆让西门庆猜潘金莲是谁的妻子如此写道：“【红衲襖】「净」莫不是卖枣糕徐三袋女艳娇？......「净」莫不是银担子李二的亲底老？......莫不是花胳膊陆小四的家生哨？......「净」莫不是卖粉团许大郎大的留客标？”无论是“卖枣糕”、“银担子”还是“卖粉团”这都呈现出了当时多元化的市民营生方式，还有王婆的茶铺、武大郎的贴卖炊饼、卖梨的郓哥以及“积祖富豪家”的西门庆等等都是明时市民阶层兴起扩大的表现。如若说《义侠记》取材蓝本的《水浒传》本身就有相当一部分“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话，在《博笑记》中沈璟塑造出了市民阶层的群像，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卖脸客擒妖得妇》这一出中“卖脸客”由“小生”扮演，不再如以往的商贩由“净”或“丑”扮演，这一小点可以窥见当时商人数量的扩增在戏曲作品中的投射。

封建社会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商人的地位却依旧无法提高，聚集到一定的财富之后商人们便有了其新的诉求——提高社会地位。《红蕖记》是沈璟的处女作，题材为传统的才子佳人剧，沈璟的《红蕖记》中借鉴延续了唐时红叶传情的剧情模式，但做了自己的处理，女主人公的身份却有了很大的颠覆，无论是主线长沙盐商韦淡之女楚云，还是副线的巴陵盐商曾友直之女丽玉，女主人公的身份都不再是唐时深锁禁宫的宫娥，而是出身于商贾的女儿家。这样的改变使得在剧情发展上没有了各种限制，跟随父母奔波江湖的商人之女的身份使得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相聚、相识、相恋创造了条件，也使得情感能够更自由的表达。明时，程朱理学使得阶级等级的观念再次加强，才子佳人剧的相爱模式更多的是指腹为婚、姻缘前世定的宿命论模式又或者是《牡丹亭》中离魂模式的“自由恋爱”，无论怎样的模式再像唐时“题诗传情”式的剧情几乎是行不通。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社会地位依旧无法提高，那么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自然成为了工商阶级新的诉求，与寒门士子或者暂无功名的举子联姻便成了一条可行之路。《红蕖记》第三出中的韦老如此说道：“......幸得女孩儿年纪长成，看他必不为商贾之妻，多应作士人之配”如此，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商人之女和士子的爱情也就成为可能，并有机会搬演到戏曲中，成为剧中的男女主角。

二、逐利的价值取向对礼乐制度的冲击

明中叶以来，空前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建筑决定了新的上层建筑即日益膨胀的消费意识和新的人生态度，同一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商人作为货币的重要拥有者、货币流通的执行者，随着自身对社会影响逐渐加深，无疑会最先形成新的金钱观念，并渐次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①，追逐利益是商人的本能，随着工商阶层对社会影响的加深，对金钱的崇拜和追逐也渐渐成为全社会的意识，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历来轻贱商业的风气受到了冲击，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商人和商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博笑记》中《卖脸客擒妖得妇》卖面具的小商贩和商人之女的结合、《红蕖记》士子和商人之女的结合都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家庭模式，侧面反映出了明时社会对商人的价值取向和其财富的肯定。

明时的一些小说话本中反映了当时士商关系的变化，不少短篇小说中就有许多士人科场不利转而弃士从商。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祖上原有根基”的刘贵，先前读书不济，便改行做生意；《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八老“因读书不就”于是“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等，从这些小说作品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对于士商不同于传统的态度，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商人身份得到了提高和改善，而是无论是科举还是从商都是为了追逐利益，这种鲜明的时代气息，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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